孙振田;

• 1: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

摘要(Abstract)：

《汉志·诸子略》儒家类的序文所谓的“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其中只有仲尼之业才是被验证的对象，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二者则是仲尼之业被验证有效的表现。仲尼之业，指的是先王之道。至少从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开始，汉人已将学派意义上的儒家学术与仲尼之业(先王之道)及孔子等做了较为清晰的区隔，视之为仲尼之业(先王之道)的派生，被武帝卓然罢黜的百家学术中的一家。

关键词(KeyWords)： 《汉志·诸子略》;儒家类序文;仲尼之业;六艺经书;先王之道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书·艺文志》解题新撰”(项目编号：21BTQ095)

作者(Authors): 孙振田;

DOI: 10.14084/j.cnki.cn62-1185/c.2023.01.005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马晓斌.《汉书·艺文志·序文》译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38.
• [3]郭锡良，唐作藩，何九盈，等.古代汉语[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438.
• [4]李壮鹰.中华古文论释林：第1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22.
• [5]李致忠.三目类序释评[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325.
• [6]司马迁.史记[M].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4.
• [7]刘向.七略别录佚文[M].姚振宗，辑录.邓骏捷，校补.澳门：澳门大学出版中心，2007.
• [8]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6.
• ① 关于《汉志》的编撰旨趣、思想旨趣，笔者已撰《〈汉书·艺文志〉编撰旨趣考疏——兼论“艺文”之含义及其诸略之编次问题》《〈汉书·艺文志〉思想旨趣及其表达方式考疏——兼论〈汉志〉之性质与结构、〈别录〉至〈汉志〉之演进、〈七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等问题》二文，均待刊。
• (1)《乐》本无书,故序文这里称五经而不称六经。关于《乐》本无书,详可参孙振田、范春义:《从〈汉志〉看“乐经”为“六代乐舞”说之成立——兼论〈汉志〉之〈乐〉类的著录问题》,《音乐研究》2015年第6期。
• (2)关于汉人恒以探明孔子当初编订经书时原本所保存的先王之道为职志,另可参孙振田:《〈汉书·艺文志〉不著录中〈古文易经〉、古文〈诗〉考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序文“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宗师仲尼”同样是以先王之道为核心与线索:1.顺阴阳,帮助人君理顺阴阳关系,因阳为德、阴为刑,故帮助人君理顺阴阳关系就是帮助人君以德治国,而以德治国实质就是以道治国:“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董仲舒:《对贤良策》,载班固《汉书》,第2503页);2.明教化,以王道主要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教化百姓;3.游文于六经之中,通过研读六艺经书探求、领悟先王之道;4.留意于仁义之际,仁、义本即先王之道;5.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祖述、宪章的是先王之道;6.宗师仲尼,以孔子所理解、所保存的先王之道为取法、为准则。
• (3)董仲舒《对贤良策》:“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班固《汉书》,第2523页)其中,孔子之术指孔子当初编订六艺经书时原本所保存的先王之道。由于经书在流传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残缺及研读者主观上的原因等,后人依据经书所理解的先王之道与孔子当初编订经书时原本所保存的先王之道不相符合,因此,灭息邪辟之说,一统纪、明法度,仅有六艺之科(六艺经书)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与经书相一致、符合孔子原意的解读,也就是孔子当初编订经书时原本所保存的先王之道。以孔子之术指孔子当初编订六艺经书时原本所保存的先王之道,思路与以仲尼之业指六艺经书、先王之道完全相同。《汉书·董仲舒传》:“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班固《汉书》,第2525页)其中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与“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所说为同一回事,亦即推明孔氏包括了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二者在内,孔子之术指的就是孔子当初编订经书时原本所保存的先王之道。《汉书·武帝纪·赞》:“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班固《汉书》,第212页)其中的表章六经也包括孔子之术在内。
• (4)董仲舒《对贤良策》所称的“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及“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必然包括儒家学派在内。扬雄《法言·君子》:“或曰:‘子小诸子,孟子非诸子乎?’曰:‘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也。孟子异乎?不异。’”(扬雄撰、汪荣宝义疏、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98页)所谓的“小诸子”将儒家学派包括在内(否则便不会有“孟子非诸子乎”之问),扬雄也以孟子之知不异于孔子而非以孟子为儒家回答“孟子非诸子乎”之问,说明当时人正将儒家学派与其他诸子学派一同视之,也就是武帝卓然罢黜百家是包括儒家学派在内的。《汉志·诸子略》的大序:“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班固《汉书》,第1746页)也将儒家学派与其他诸子学派一同视之,尤其“方今去圣久远……不犹愈于野乎”云云,也证明武帝卓然罢黜百家必然包括儒家学派,正因为此,序文才有“若能修六艺之术……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之论。《汉志》之《六艺略》的大序所称的“后世经传既已乖离……终以自蔽”(班固《汉书》,第1723页)、儒家类的序文所称的“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及《汉书·董仲舒传》所载刘歆“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班固《汉书》,第2526页)云云,表明彼时之儒家已非古之儒家,已经远离真六经及真孔子,在这种情况下,武帝将儒家学派与其他学派一并罢黜,实属必然。当然,对于那些能够真正地传承六经、传承孔子的儒家学者,如孟、荀之流,仍然会得到认可与重视;同时,出于探求先王之道及对百姓进行教化的需要,那些学有所本——所学与孔子或其弟子有着可以考察的授受关系,如《易》学之“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班固《汉书》,第3597页)、《诗》学之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班固《汉书》,第1708页)之类——的儒家学者也会受到重视,能够继续从事研读与传授六艺经书的工作。宋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儒家类“于道为最高”条:“唐氏曰:‘此自谓尊儒,不知与九流并列,已不是。八家皆儒家之一偏一曲耳。’淇水李氏曰:‘儒者之术,教化仁义而已也。使儒者在人主左右,得以仁义教化为天下之治,则所谓道家者,不过为岩野居士;名、法家者,不过为贱有司;阴阳者,食于太史局;而纵横、杂、墨之流,或驰一传,或效一官;农家者流,耕王田、奉国赋以乐天下之无事。彼得与儒者相抗而为流哉?’”(王应麟撰、尹承整理:《〈汉·艺文志〉考证》,载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1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7页)显然,所谓的“此自谓尊儒……已不是”与“彼得与儒者相抗而为流哉”,表明唐氏、李氏均没有注意到儒家类的序文已将作为学派的儒家与孔子及其六艺学说做了区隔;且作为学派的儒家在当时之地位恐亦不如后世所理解的那样高(如扬雄之“小诸子”等),尽管序文明云“于道为最高”。王应麟引唐、李二家之说而未加辨析,持论或与二家相同。
• (5)《荀子·儒效》载周公以道教导成王:“教诲开导成王,使谕于道,而能揜迹于文武。”又论圣人为道之“管”:“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36、158页)据此,即可将圣人之“能为”解为依据先王之道辅助王者治理国家。
• (6)白平先生认为“仲尼之业”与“已试之效者也”之间不应断开,“业已”是一个词,为已经义:“‘唐虞之隆……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是对‘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的说明,意思是历史上有‘唐虞之隆,殷周之盛’,已经被孔子检验而证明这些贤明帝王的做法是正确的。这里的‘业已’是一个词,表示‘已经’的意思,不容割裂。”(白平:《不能说儒家学派是孔子创立的》,载《儒学洗冤录》,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14页)将“业”与“已”合为一词进行解释,恐非。白先生将“唐虞之隆……已试之效者也”理解为是对“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的说明亦难成立,应将“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理解为对“唐虞之隆……已试之效者也”的铺垫。